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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人与博物馆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9-03-10 09:58

  北京168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点缀着大大小小130多家博物馆。中华民族文明的智慧结晶在这里展示,泱泱大国古老都城的神韵从这里散发。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游客到这里参观,光是“北京地区博物馆通票”就能发行8万册左右。


  2008年是奥运年,我国及外国游客将蜂拥而至这座有着850年建都史的文明古城,除了观看奥运赛事,参观博物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博物馆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下面采访的这几个人物都与博物馆密切相关,通过了解他们,可以滴水见日地了解北京――


  穆玉敏:想让世界了解中国警察


  一本厚厚的《北京警察百年》陈列在北京警察博物馆内。这本讲述了中国警察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书,是中国第一部详细叙述中国警察的史学专著。书的作者就是在北京警察博物馆工作的穆玉敏。


  第一件征集的文物终身难忘


  穆玉敏是北京公安学校“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期学员,也就是业内人惯称的公校20期的,当年她所插队的公社在近千名知青中选拔3人上公安学校,她有幸被选中。在学校她度过了20岁生日,生日礼物是第一套警服。


  1977年结束学业后,穆玉敏当了燕山公安分局唯一的女片儿警,管理1300多户居民,5个治保会。那几年,她骑着一辆崭新的二八型凤凰牌自行车,下责任区串户、入工厂、进学校,帮教青少年、开治保会、办案查线索。7年后,她离开派出所,到刑警队当了一名刑警,出现场、访问证人、审嫌疑人、化装侦察……她说现在她还非常怀念当刑警的日子,那才是警察的真境界,有焦虑煎熬,更有酣畅淋漓。后来,年纪偏大了,她才到局机关坐办公室。28年的警察经历中,穆玉敏在基层一线干了23年,而且主要的警察业务她都实践了。


  穆玉敏从小就特别喜欢文学,小时候就看比她大七八岁的哥哥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当警察后,她边工作、边学习、边写作。1984年,她的一篇散文第一次发表在燕山当地的一家报纸上,此后,她的文章常见诸报端,逐渐在全国公安宣传系统有了名气。2000年,她被从基层部门选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参加北京警察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在筹建博物馆期间,穆玉敏负责公安史布展的所有文字创作。从2000年5月开始写布展大纲、布展脚本、解说词等,到2001年8月正式开馆,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先后撰写文稿100多万字,后来又反复修改43次。从策划到具体操作,她都亲自过问、亲自动手。一次,因受到领导批评,穆玉敏睡不着觉,半夜女儿又发烧,丈夫值班去了。望着窗外正飞扬的大雪,忍了一天的委屈终于爆发了,穆玉敏对着漆黑的夜,放声大哭起来……然而第二天一早,她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投入了工作。


  博物馆开馆之时,也是穆玉敏和同事们庆功之日。回忆起那段日子,太多的感慨涌上她的心头,过滤了所有的情感后,留在她心头的是沉甸甸的喜悦。她永远也忘不了征集上来的第一件文物,曾带给她怎样的心灵震撼:一顶本应是绿色的头盔,已被鲜血染成暗红色,上面还有子弹穿过的枪眼。这是民警曹付坤戴过的头盔。


  1994年9月20日,正在值勤的曹付坤接到命令追捕歹徒。在北京东三环路口与歹徒的对射中,曹付坤倒在了血泊中,那天正是月圆之夜的中秋节。穆玉敏说,这第一件文物是那样沉重。子弹为什么能击穿这个头盔?原来这不是防弹头盔,而是防击打头盔。现在,这个头盔陈列在博物馆内的英烈纪念墙前,它在告诉人们:警察的生命随时都承受着牺牲。


  特殊葬礼触发撰写警察史


  到博物馆工作后,穆玉敏对警察这个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常看到许多参观者站在那用青铜铸造的“警魂柱”和那用400块取意浸透烈士鲜血的红砂岩雕塑的英烈墙前,肃然起敬,感动不已。英烈墙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形体,也没有一张完整的脸,只是一双双眼睛、一双双大手。然而,它展示给世人的却是一个个完整壮美的灵魂。建国几十年来,北京平均不到一年就有一名警察牺牲,英烈墙是警察用鲜血铸成的。这一幕幕感动着穆玉敏,也激发着她的写作冲动。


  触发穆玉敏立志写警察史缘于一次特殊的葬礼。1995年春,穆玉敏在北京周口店山里邂逅了北京市公安局离退休的一群老警察,他们在一个悬崖下,正在为20世纪60年代在这里跳崖的一个名叫靳新明的年轻警察补行葬礼。在靳新明死的那个年代,有500多名被错划成右派、坏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北京警察,被送到周口店山里植树造林,血气方刚的外线侦察员靳新明不堪忍受重压,跳崖一死了之。


  这个迟到了40年的葬礼,使穆玉敏生出了一桩心愿,从此她用公休日寻找采访那些老警察,一段没有记载的历史被她www.yulu.cc地挖了出来。从此,写作对她来说,不再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而是一种沉重的使命。


  写作《北京警察百年》的艰辛令穆玉敏铭心刻骨,她几乎是一个人承担一个“史志办”所要承担的文字工程。无论盛夏酷暑、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为了寻找和抄录一条史料,或是为了找到一张历史图片,穆玉敏都要多次往返奔波,像蚂蚁啃骨头似的从书山文海中一点一滴地掘取所需的宝贵资料。从搜集和梳理大量的史料数据,再到灯下一遍又一遍地撰写和反复修改书稿,穆玉敏几乎放弃了所有公休日,割舍了一切兴趣和爱好,用去了除吃饭和睡觉外的大部分个人时间。


  穆玉敏写这部书的唯一目的,是想为热爱的警察事业留下些什么。她说,警察是个英雄的队伍,对国家的忠诚是别的行业比不了的,没有战争的年代,警察的牺牲是最多的。身在其中,她听到、看到太多肃然起敬的故事,每每催人泪下。


  目前,穆玉敏是中国作协会员。她独立出版的有散文集《生命,有种硬度》、长篇小说《欲念谋杀》、长篇报告文学集《苦难的价值是什么》、纪实文学集《限时逮捕令》、史学专著《北京警察百年》,内容全部是关于警察的。在警察这支英雄队伍里,穆玉敏像畅游在海里的鱼,吮吸着源源不绝的营养丰富着自己,点缀着大海的美丽。她说:“我希望能用我的笔,让世界了解中国警察。”


  姚朔民:穿起无言钱币,讲述有形历史


  ――建世界一流的国家级钱币博物馆


  中国钱币博物馆成立于1992年,是一所国家级专业博物馆,原址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大厦的地下室。2001年,随着国际交流的需要,上级领导决定对钱币博物馆进行扩建,新馆选址在前门附近,对原“北洋保商银行”和“大陆银行”两座大楼进行内部改造,姚朔民就是从那时起,负责博物馆的重建工程。


  在博物馆二层一进门处,有一幅大型铜铸浮雕,画面上工匠们有的在把熔化了的铜水往铸模里倒,有的在用工具打磨刚铸好钱币的毛边,还有人在用手进行检验。这幅将中国古代铸币工艺浓缩在一个历史画面的浮雕,策划、设计、定稿,都是由姚朔民亲自负责的。


  在钱币博物馆的大厅两侧,各有一面巨大的显示屏,左边一个播放着古代铸币的工艺过程,生动的画面再现了古人制币的工艺流程,详细介绍钱币文化;右边一个则以电脑游戏的形式,使参观者通过玩游戏,就可获得钱币知识。这种别出新裁的钱币知识展示,也是姚朔民设计的。


  小小钱币映照历史


  流连在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看到那一个个光滑润洁的小贝壳默默无言地躺在陈列柜里,仿佛时光倒退到几千年前――人类先祖们在辛勤劳作后,来到集市上,用他们怀揣着、手拿着的那一颗颗海贝,向卖肉的、卖杂货的人换回自己想要的食物及日用品……那些春秋战国时期使用的金属铸币,上面残留着被雨雪浸蚀、被黄土掩埋、被人手反复摩擦的岁月痕迹,看到它们,更使人顿生数千年恍如一瞬的感觉。


  “公元前221年,秦皇统一币制,大量铸制外圆内方的‘秦半两’,这种货币因便于携带、流通和储藏,遂为历代皇朝所采纳,此后沿用2000余年。”姚朔民谈起古钱币来如数家珍。来自大海晶莹夺目的贝壳,为什么会成了远古时期的钱币?王莽时代“一刀平五千”的钱币交换,印证着怎样的社会经济状况?宋朝钱币的多样化与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外汇券又有什么“异曲同工”?在他眼里,这些陈列在中国钱币博物馆里形状各异、材质不同的小小钱币,虽不是《春秋》《史记》那样的历史文献,但其存在本身,就在向人们印证着一部有形、有景的人类社会发展史。


  姚朔民举例说,比如宋朝的钱币很复杂,光从品种来说,就有金银、白银、铜钱、纸币等,还有很多铁钱。使用地区也有差异,江苏、安徽等许多地区多用铁钱、纸币,而北方多使用金银、白银。当你研究这些钱币的现象时,就会发现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宋朝是多民族政权并列的时代,由于战争、经济等特定环境的限制和影响,才有了不同地区使用不同钱币的现象。由此可见,钱币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上大学时,姚朔民就对古钱币有着浓厚兴趣。可能是学历史出身,也可能是天生爱好广泛,他总想探究小小钱币背后以历史为背景的发展规律。他认为,一个钱币背后有很多故事。从钱币制造的工艺上,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工业发展达到一个什么样水平,技术到什么程度。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往往觉得实物不如文献重要,而姚朔民认为,研究历史,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更有说服力,更全面。钱币博物馆正是起到了这样一个功能。


  中国钱币文化吸引世界眼球


  姚朔民介绍,钱币博物馆主要从事钱币的收藏、陈列展览和研究功能。该馆收藏大量的古今中外钱币以及与钱币有关的文物,有些藏品属国内罕见。目前,中国钱币博物馆内珍藏着各种钱币文物30余万件,有河北遗址出土的金贝、安徽出土的十六印楚金板、汉代和田马钱、汉代摇钱树等,此外还有历代金银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各套人民币及金银流通纪念币等珍藏品。


  姚朔民说,许多人以为,钱币博物馆只与专业人士或搞收藏的人有关,但博物馆在提升人们的文化品位和市民的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了解自己国家钱币的历史,不仅有助于人们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提高艺术修养,而且更体现了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教育程度,增强民族自豪感。


  目前,中国钱币博物馆是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的正式会员,不仅经常举行各种学术交流、学术研究活动,还与英、美、法、加、日等世界上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应机构保持着学术往来。2007年6月,维也纳艺术博物馆首次展出了中国钱币,在西方钱币学界引起了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研究中国钱币多年,姚朔民总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说钱币博物馆不仅要面对一般大众,还要代表国家面对专业人士,甚至国外同行。博物馆要向他们表明,中国的钱币博物馆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要让他们感受到中国钱币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针对广大市民,博物馆也要普及钱币知识,用最少的文字、最精练的语言,让人一看就知道展出的是什么。


  57岁的姚朔民,现在是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副馆长。他说自己退休前还有个心愿:希望能把中国银行馆建立起来。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人应该对银行、金融有一定的了解,现在博物馆里展示的钱币只是物,是死的,只有通过银行才能使钱币流通起来。如果能把钱币的流通过程与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结合起来、展示出来,就会使钱币博物馆真正“活”起来。


  张丽珍:保护好过去就是保护未来


  “请问,建立戏曲博物馆主要是为了什么?”“京剧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老祖宗留下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有责任把它传下去。”面对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代表团的提问,张丽珍充满感情的回答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入梨园,方知春色如许


  坐落在北京虎坊桥的湖广会馆,是一座占地3200平方米的清代古建庭院。迈入一个圆形小拱门,就见南北两边各有一座古香古色的红木小楼,这就是北京戏曲博物馆和北京湖广会馆大戏楼。清末民初时,这里曾是名人荟萃之地,一些京剧名家常来此献艺。上世纪80年代,湖广会馆被多家单位和个人占据。据张丽珍介绍,为保护古迹,北京市政府从1992年起决定全面修复湖广会馆。1997年,戏曲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开放,这是北京第100座博物馆,也是北京唯一的戏曲博物馆。


  张丽珍是1995年调到这里参加博物馆筹建工作的。她说,当时大戏楼的大幕本来应请专业人士设计,但为了省钱,领导把这任务交给了她。一连好几个星期,张丽珍跑遍了北京所有的戏剧院所,看了大量的资料,一天到晚冥思苦想,终于设计出一幅既传统韵味十足,又有创新风格的舞台大幕。至今,这块明黄色的大幕已成为湖广会馆大戏楼的招牌。为了征集到好的展品,张丽珍和同事们费尽心血,一家一户地找单位或个人去做工作,说服人们把好东西拿出来让大家共享。目前,馆中藏有“瘦云轩受贺图”“宫廷御用唱机”“中国四大名琴”等不少梨园珍品,许多都是来自私人捐赠。


  戏曲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看完展览后,还可以坐在大戏楼里,一边品着香茶一边欣赏着丝竹古乐,观看着京剧名家表演。在这浓浓的艺术氛围中,本来对京戏所知不多的张丽珍,很快就被京剧那巨大的魔力吸引了。她废寝忘食地钻研戏曲知识,业务掌握得很快。现在已是博物馆副主任的张丽珍,仍每天担任讲解工作,对观众提出的问题,她总能给予最详尽的解答。


  1997年,一位酷爱京剧的台湾老先生来馆参观,对张丽珍的讲解十分满意,临走时表示有机会还会再来北京。没想到第二年这位老先生真的又来了,而且还向博物馆捐赠了一张他珍藏多年的“广德楼戏班演出”旧账单。张丽珍回忆说,当时老人的一番话令她刻骨铭心。老人说:“这账单记载了梨园界的一段历史,把它捐给你们比我自己收藏更有意义。我相信,京剧艺术这一民族瑰宝在你们手里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张丽珍是69届的初中毕业生,最想上学的时候去了“广阔天地”。如今,她每天都要挤出时间自学,她说,工作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总有新东西出现,这就使她非得不断学习不可,她很高兴自己忙得“没时间空虚”。为了弘扬中国古典戏曲艺术,她想方设法组织各种专题展览。2007年5月,张丽珍策划了一个“戏曲脸谱展”,展览办得非常成功,受到了社会各方人士的广泛好评。让她感触颇深的是:“发扬民族文化艺术,最难之处就在于没有钱还要干成事。”没钱打广告,她就通过网络发布消息;为了征集展品,她挨门挨户去各个文化单位、社会知名人士家里借,从一无所有到最后荟萃了1200多幅珍贵脸谱。


  工作,使我如此美丽


  张丽珍爱工作的同时,也像所有的女士一样爱美,化着淡妆的她,总带着温文婉约的神态,着装上既时尚又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2000年夏季,她接待了一批来自台湾的“真善美妇女观光团”,这个团有十几个台胞,都是第一次来大陆参观。一看到张丽珍,领队的副团长就拉住她的手说:“你们看,谁说大陆的姐妹不戴首饰、不化妆?”她的话一出口,全团人的目光“唰”地一下都投向了张丽珍,异口同声地夸她漂亮,夸她穿着得体、气质优雅。面对夸赞,张丽珍坦然微笑地说:“我们都是女性,爱美是天性。把自己收拾得精神利落,既是对参观者的尊重,也给自己带来一天的好心情。我身边的女同事也都和我一样,化淡妆,戴项链、戒指是很平常的事。”事后,她对记者说:“那天为了接待工作,我的确作了精心准备。听她们夸我,我心里很高兴,但同时也感到痛心,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她们对我们大陆却这么陌生和不了解。当时我就想,要尽可能多地向她们介绍我们这边的情况。”


  张丽珍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是京剧团的著名老生演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张丽珍丈夫常为她的工作出谋划策,是她学习戏曲知识的义务老师。为了普及宣传京剧艺术,她还把丈夫演出的剧照贴在戏楼墙上,她说:“如果要用别人的剧照,还要付肖像费,我们戏曲博物馆资金本来就有限,用我丈夫的可以不付任何费用。”有时周末休息,她丈夫还到大戏楼义务演出,张丽珍很骄傲有个在事业上能如此支持她的另一半,她声音里充满温情:“丈夫对我工作上的帮助和支持,是最让我感到温馨的事。”她还有个可爱的女儿在英国留学,如今已是法学硕士。张丽珍说:“我年轻时想上大学而实现不了的愿望,女儿都替我实现了,我真的很欣慰。”


  目前,张丽珍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戏曲博物馆办好、办精,让它从中国走向海外。张丽珍目前正和90岁高龄的京剧研究家刘曾复老先生合作出一本配有英汉文字说明的《京剧脸谱梦华》。为此,她还在努力学习英语,她说:“虽然我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但我想在2008年奥运会召开时能用英语回答外国参观者提出的有关戏曲方面的问题。有句话说得好:珍惜民族遗产就是珍惜我们的过去,保护好过去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守着老祖宗留下这么好的家业,我没理由不努力。”


  张丽珍从事的是与过去、与古老传统相联系的事业,然而她的言行却让人感到:这个美丽、要强的女人,也是个着眼于未来的女人。


  马未都:办私人博物馆的


  所有乐趣都是精神上的


  马未都是建国后创办私人博物馆的中国大陆第一人,也是收藏界的名人。2007年7月一个炎热的上午,我采访了这位观复艺术博物馆馆长。


  “乱世收黄金,盛世藏古董”,收藏可以令人快乐无比,情趣高雅,投资取利。在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的今天,收藏古董就像快乐的病毒,在普通人中广泛传染开来。见到这位收藏界名人,我本想听听他对收藏的体会,没想到他谈得最多的却是“文化”。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到西风渐进的西方文化,从鸦片战争到现代经济,马未都把这一切归于文化的影响:“中国为什么以前没有私人博物馆?这是与中国人文化心理有关。在欧洲,有很多私人住宅或大专院校是根本就没有围墙、完全对外敞开的。而我们中国人的个人意识很强,注重的是个人空间,思维是封闭式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把自己的区域用围墙包围起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我愿意把自己的收藏拿出来,与大家共享,这也是我办博物馆的目的之一。”


  马未都上小学四年级时,赶上了“文革”。他先随父母到东北农场呆了几年,后来又回到北京,农村里插过队,工厂里摇过摇把。那时他常业余时间写些散文、小说,并多次在报刊上发表。1981年他的小说《今夜月儿圆》被刊登在一家大报上,从此他的命运开始转变,成了出版社的一名编辑。上世纪80年代,马未都和王朔、莫言等人一起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创作了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着实火了一大把。虽然搞写作能做到这份儿上足以使很多码字的人感到羡慕,马未都却急流勇退,从出版社辞职。他决定干他更想干的事――收藏古董。


  写作是平面文化,而收藏玩的则是立体文化。马未都写作也好,搞收藏也好,皆缘于内心对文化一种化不开的情结。在他眼里,每一个文学作品,都表达着一种文化理念;而每一件制作精良的中国古玩,也都渗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1992年,马未都从琉璃厂小摊花5000元买了一只鼻烟壶,在香港以6万港元出手。有人说他眼光特毒,只要他玩什么文物,市场上什么文物就升值。对此,马未都认为,要想寻找具有投资潜力的古玩,关键就是要熟悉中国的文化。


  在马未都眼里,文化就等同于历史。他说,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积淀,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了自己文化的国家。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但它的文化对世界的冲击是最强有力的,美国的文化教育输出意识比任何国家都要强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一直试图用美国的文化价值来“重塑”整个世界。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延续自己的文化就变得十分重要。


  不知马未都脑子里是否有“天降大任于斯”的潜意识,他把创立私人博物馆看成是延续中国文化的一个具体行动。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马未都认为,西方文化中更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的具体责任,而我们在过去很长时期里被灌输要承担的责任都过于庞大,人人都喊“要解放全人类”,但这类口号容易被架空,延续中国文化是要靠每个人一点一滴具体行动来实施的。他说:“有人说我很傻,没事吃饱了撑的办什么博物馆?办博物馆是国家的事。我成立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件既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社会的事。虽然办博物馆是赚不到钱的,我为博物馆付出了很多精力、时间、金钱,但我从中获得的内心满足却是别处无法比拟的。”


  5年前马未都把儿子送到英国读高中,学校的老师把儿子领到一个墓碑前,告诉他这个碑下埋着200年前所有的前任校董。马未都感慨地说:“就因为200年前几个外国人干了一件办学的好事,200年后,会有一个远隔千山万水、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孩子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们这几个人,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学校,我儿子也不会坐在这个学校,英国也不会有世界上一流的教育。我刚开始办博物馆是个人行动,现在我下一个目标是把体制完善起来,使博物馆不会因我的变化而变化。我希望博物馆能够完整有效地留给社会,在今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还有这样一个博物馆。  作者:张宪,本文来自《中国博物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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